尽管现有部分研究结合了历史分析法，但是其所提供的不过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的具有描述性或用于证实结果的史料（熊彼特，1998：97），这难以称其为合格的历史归纳研究。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分析法，是否具有历史感对经济学是否具有生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何自力，2015）。因此，如何将历史分析法重新融入经济学研究，以有机的、动态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亚南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结合中国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他创新性地提出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理念，强调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从历史视角全面考察中国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各种经济范畴，动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规律。王亚南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还拓展了历史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王亚南经济思想中的历史分析法，综合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王亚南历史分析法进行文本分析，更加全面地展示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应用特色。特别是，历史分析法作为研究经济理论和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重拾这一分析范式对于现今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有其当代价值。
二、历史分析法的遗弃与拾掇：一个经济思想史的回顾
中国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中多次强调，“史无定法”，科学的方法论应注重历史与理论的统一（吴承明，2006：179）。经济学诞生以来，其研究范式始终存在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一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逻辑演绎法，二是基于经验事实的归纳研究法。
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法最早在英国重商主义中得到应用，当时涌现出大量利用该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著作，如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对联合省的观察》、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航海与贸易：它们的起源和进步》等，这些著作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隋福民，2009）。18世纪，斯密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富论》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对该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并概括指出，书中不同章节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部分章节运用抽象先验的方法，另一部分则依据大量史料进行推理（布劳格，2022：54—55）。大部分学者也认为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真正实现了经济学与历史感的统一（任保平，2003；许崇正，2005）。
斯密之后，经济学家更加明显地分为两个流派，并在彼此间展开长期争论。一类是以纯粹的逻辑推理法为主导的流派。工业革命使英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并迈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逐渐忽视历史分析，专注于资源的最优配置（隋福民，2009）。被马克思誉为代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高峰的李嘉图，完全割裂了历史与抽象理论分析，仅吸收了抽象演绎法，试图通过设定假设，将复杂的经济现象抽象为几个核心变量并理清其中的关系（和原芳、王乐，2013；王荣江，2004）。另一类是强调历史分析法的流派，这一方法最初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继承，后由德国历史学派发展。因为19世纪上半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德国更加注重各国和各地域的历史与社会特殊性，德国历史学派由此孕育而生。
德国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和卡尔·克尼斯（Karl Knise），倾向于将历史特性问题与经验主义混同，主张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只是描述历史过程和经济现象。新历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他们认为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经济理论并不通用，必须重视历史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否定了古典学派以个体为起点的抽象演绎法和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存在。因此，他们主张将历史特性引入经济学研究，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代表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另一方向，其思想在当时经济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在逻辑演绎分析方法盛行的英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形成了同样注重历史分析的英国历史学派，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约翰·英格拉姆（John K. Ingram）、克利夫·莱斯利（Cliffe Leslie）等学者是该学派的奠基者。他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依托历史特性的事实，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普适学科，得出的经济学原理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英国历史学派对历史分析法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然而，随着莱斯利的逝世，该学派逐渐失势，无法领导基于历史分析的经济学方法走向主流。德国历史学派虽然在理论观点上取得了突破，但是在研究方法的系统化上成效有限。正如Veblen（1901）所指出的，历史学派在系统化的成果上罕有突破，其对古典学派教条的质疑仅是轻微和不确定的。这一局限为后来的经济学方法论争留下了讨论空间，也预示了历史学派的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展开过关于经济研究方法的争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作为奥地利学派核心人物，尖锐地批评德国历史学派犯了混淆历史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错误（Menger，1883），并指出没有概念和理论，任何经验陈述都无从谈起（何蓉，2005）。因此，他努力将抽象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尽管门格尔也部分认同经济研究中历史方法的必要性，然而也对历史学派的经验归纳法进行了批评。对此施莫勒作出了肯定回应，认可纯粹经验主义分析范式的局限性，并指出经济学原理应基于历史经验数据归纳而得出（韩毅，2007）。
然而，除了施莫勒的回应外，其他历史学派的学者并未对门格尔的批评做出强有力的反驳或回应。直到20世纪，韦伯和桑巴特才对方法论之争中揭露的问题进行阐释（霍奇森，2008：134）。韦伯（Weber，1949）指出，普遍性的经济理论无法涵盖所有因素，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吸收借鉴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等分支学科，以扩大视野和准确研究经济现象。桑巴特则着手解决方法论之争的遗留问题，并尝试弥合理论研究与经验调查之间的裂痕。总体而言，尽管韦伯和桑巴特未能建立一套系统的研究范式，但他们在方法论争论后仍为历史导向的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和有益尝试。事实上，这场论战的核心并非确立研究方法的一元化，而是探讨抽象演绎与历史归纳两种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争论的推进，经济学研究呈现融合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的趋势（曹均伟、李凌，2007）。
19世纪经济学界除了方法论论战，还经历了边际革命，由此改变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路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将微积分引入经济学，推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数学模型化。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不仅吸收了李嘉图、杰文斯等人的思想和方法，还将历史学派的部分观点作为补充。马歇尔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经济学说，在方法论上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分析法同等重要（霍奇森，2008：111）。这表明他赞成历史特性问题这一历史学派的核心观点。由此可知，马歇尔试图在两种范式中寻得一条折中路线，但依旧有不少学者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例如，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推崇理性主义和演绎主义，完全忽略了历史特性问题的描述；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提出运用边际替代率、ISLM曲线等极为简洁的数理模型研究经济问题（关永强、张东刚，2014）。可见，历经方法论论战的失败、杰文斯的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等代表性事件后，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抽象掉了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实因素，将经济学研究的列车开上了数理模型分析的轨道。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德国历史学派逐渐走向衰落，经济史与经济研究相结合的历史分析法被严重遗忘。
历史特性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讨论的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分析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消失。德国历史学派遗留的文献资料和学术影响在20世纪初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学者赴德留学。这种紧密的学术交流促使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对新兴的美国经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制度主义中重获新生。
美国制度主义分为以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和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旧制度主义既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部分思想，也对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表示认同。凡勃伦批评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其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仅仅是材料的堆砌（魏建，2000），但他并未对如何解决历史特性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而康芒斯确实对解决历史特性问题作了努力。其早期研究表明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多样性（霍奇森，2008：176）。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盛，美国旧制度学派逐渐式微。
大萧条爆发以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不仅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的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而且认为经济学研究中滥用数学方法的做法“忘掉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凯恩斯，2007：309）。然而，关于他是否主张经济理论具有普适性，这一观点仍存争议。部分学者结合凯恩斯对扬·丁伯根（Jan Tinbergen）的评论，指出经济理论是人们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尚不具有普适性；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试图在给定的经济社会提供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经济现象的一般性理论。但是，对一般性理论的追求往往会导致问题简化和细节丢失，难以设计出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解决经济问题（霍奇森，2008：251）。因此，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对凯恩斯所得出的特定经济政策做出了批评，认为以普遍科学真理的名义提供建议，无论是好是坏，这些建议只有在特定时间和国家独特历史形势的实际紧急情况下才有意义（Schumpeter，1936）。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20世纪大部分经济学家忽略了历史学派的研究范式，也促使学术界在全球范围内抹杀了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霍奇森，2008：257）。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的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指令经济的对立框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发展差异被掩盖（霍奇森，2008：199—200）。在这一背景下，历史特性问题消失于理论探讨之中。20世纪70年代，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等经济学家创建的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历史与特定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随后，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通过对制度进行历史比较分析，论证了历史经验归纳法在经济研究中和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性，提出“史论结合”的新范式（韩毅，2007）。但是，随着科学技术与软件的快速发展，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的演绎法在经济研究中的运用日益广泛（Margo，2021）。Stigler, Stigler，and Friedland（1995）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20年以来的70年间，采用数学或计量分析的经济学论文比例从不足10%上升至90%以上。Hamermesh（2013）、Angrist et al.（2017）分别统计分析了近几十年各期刊论文（AER、JPE、QJE、JEL）在研究方法方面的演变，结果均表明实证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各领域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且占比超过60%。虽然部分学者如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等对过去的事件或因素如何影响当前经济进行了研究（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强调历史证据分析的重要性，但是历史分析法仍属于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王亚南生活的时代，奥地利学派在中国大行其道。王亚南深刻批判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谬误，对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将快乐与痛苦视为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做法给予了质疑，认为“经济学上的全般理论，何以能从心理的研究去达成呢”（王亚南，2017：422）。王亚南不仅揭露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体”中部分内容的抄袭嫌疑，譬如“在由价值移到价格的说明中，奥大利即奥地利。为尊重原文，不做更改。下同。学派也很巧妙的抄袭了古典学派的作法”（王亚南，2017：424），还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剖析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错误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本质。王亚南指出，“奥大利学派的这种支离的价值论，是在他们的方法论上注定了错误的根源的”（王亚南，2017：428），“奥大利学派在方法论上所研究的个人，是没有社会性的个人，是好像在一个社会生产关系以外活动的超人”（王亚南，2017：429），因此“一味把这种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把他的消费欲望作为研究前提和对象的经济学，无疑是具有充分的形而上学的性质的”（王亚南，2017：429）。随后，王亚南还考察了当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及其变种或亚种盛行于世界各国经济学界的原因，并明确指出“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最基本命题，是建立在超历史的观点上”（王亚南，2017：437）。基于以上认识，王亚南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呼吁中国经济学者“从他们一向被拘囚于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象牙之塔’中开脱出来”（王亚南，2017：442）。
特别地，在历史分析法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遗弃以及非主流经济学又对之有意识地进行拾掇过程中，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翻译大量古典经济学著作，深入剖析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逻辑体系，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论》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周可，2019），从而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论。同时，王亚南还对经济学说史、经济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并深刻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使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将继续存在。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其逻辑结构和方法论具有一般性。如何运用《资本论》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指导中国经济改造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王亚南提出应运用比较、全面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按照资本主义的体系分析并把握带有资本主义表象的非资本主义本质，以揭示特殊经济形态的运动法则（李文溥，2002）。1946年，基于《资本论》的科学范畴和理论体系，王亚南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对中国经济形态做了深刻剖析，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之作。该书遵循《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规律，一方面从历史视角全面考察，揭示了各种经济范畴发展的运动形态；另一方面，书中对“新中国经济是什么”以及“新中国经济应该如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王亚南在批判部分学者罔顾当时中国经济本质的超现实研究作风时指出：“他们所据以研究讨论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百分之九十是渊源于全无历史观念。”（王亚南，2017：22）中国封建经济社会相较于世界其他封建体制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王亚南指出旧中国经济要素的内部矛盾必将促使封建经济体系的崩溃，在革命胜利后，势必会经历新民主主义这一不可跨越的过渡阶段，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这一观点为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研究方法上，王亚南运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方法，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经济形态的基本规律（陈克俭、罗郁聪，2001），他对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描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罗郁聪、陈克俭，2000）。特别是，王亚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论，致力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重视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深入剖析王亚南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探讨他将历史分析法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代表性应用和理论特色，以期由此阐释将历史分析法带回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思想史价值。
三、王亚南历史分析法释义与理论渊源
（一）历史分析法与广义政治经济学
1.历史分析法的定义。所谓历史分析法，本质上是通过追溯研究对象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从而达到深刻理解研究对象这一目的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强调时间序列的重要性，而历史分析法作为一种提供历史视角的重要分析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经济现象的长期演变与发展规律（高德步，2012）。然而，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分析法未能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引入唯物史观后，历史分析法实现了与经济研究的进一步融合，从而使这一方法获得了更加系统化和具体化的应用。
首先，把握经济学历史感应该从时空维度加以理解（何自力，2016）。从时间维度看，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形态的演变遵循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客观历史规律。因此，社会形态及其过渡时期演变规律的研究需要重视时间维度的比较历史研究，通过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特点进行比较，揭示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性，进而深刻理解当前的社会形态。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还重视空间维度的考察，强调在政治、文化和自然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即使同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也会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欧洲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同属封建社会，但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全球视野进行比较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差异性背后的本质区别。因此，王亚南强调的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历史比较方法尤为重要。
其次，历史分析法强调研究对象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分析法能够深刻揭示经济现象中的矛盾与发展。例如，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时，均需要结合历史分析法。
最后，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社会经济问题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要求学者从多维度进行分析，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需纳入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邓宏图，2004）。历史分析法正是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联系起来的有效工具，有助于推动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例如，历史分析尤为重视制度因素的影响。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可以为当前的经济制度改革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总之，把历史分析法用于经济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经济问题，还能为实证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材料，避免狭隘的短期视角，从而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和持续的经济政策。
2.历史分析法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诞生的社会背景，包括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在内的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法则，其研究会随着资本主义的覆灭而消失。但是，基于对《资本论》的研究，王亚南明确指出，只要经济形态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有必要性（王亚南，2007a：124—125）。应该看到的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恩格斯，1970：152）。基于这一历史特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反杜林论》中首次将政治经济学按研究对象划分为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法则的政治经济学属于狭义范畴，广义政治经济学则致力于探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恩格斯，1970：155—156）。尽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未能完成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著作，但他们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于金富，2011）。
在这方面，王亚南撰写了《贯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基本原则》等文章，系统探讨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重点（卢江、杨继国，2011）。他深刻阐释了《资本论》中所蕴含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王亚南，2007a：125），因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卢江、葛扬，2014）。《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不仅详细阐述了商品、货币、价值等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法则，还论述了资本主义前后各经济形态。
综上所述，尽管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差异，但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史的深入理解与全面分析之上，从中归纳总结出各历史时代的经济规律（王亚南，2007a：129）。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的学科，其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强调以运动和发展的视角研究问题，并充分占有材料，深入分析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联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因此，历史分析法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3.中国经济学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不同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特殊的历史过渡性，以王亚南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强调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经济状况，“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王亚南，2007a：84）。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察，王亚南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需要深入学习经济学、经济史学以及中国经济史这三门学科（王亚南，2017：32—37）。在明确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所需的知识体系后，王亚南进一步对研究方法做了较为详尽的回答，即历史比较、全面分析和发展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王亚南，2017：38—43）。
首先，历史比较是通过对中国经济形态与其他较为进步或对立的经济形态进行比较分析，由此考察中国经济问题。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形态的复杂性和相对落后性，加之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因此，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
其次，“全面”这一概念，指的是既要将中国经济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研究，又要将国内各经济领域置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框架下考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存在。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必须立足国家视角和全球视野，同时关注国内各经济领域的运行情况，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
最后，用发展的眼光研究问题，本质上是要将历史感融入经济研究。在近代中国社会，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社会性质极为复杂。未来中国社会将以何种形态呈现，需要通过发展视角对复杂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结合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还有助于把握社会发展方向。
（二）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斯密与李嘉图而言，尽管他们在部分研究中运用了历史分析法，但是其未能始终坚持这一范式，导致他们在阐述部分理论时陷入了混乱乃至矛盾当中。例如，斯密在以历史视角解释简单商品社会时，正确指出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决定；但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未能将历史感贯穿于分析问题的始终，得出了价值由所能交换的劳动决定这一自相矛盾的结论。而更加缺乏历史感的李嘉图也未能对斯密的观点提出系统性修正（吴易风，2015：100—101）。马克思批判并反思了古典经济学和历史学派在经济研究中割裂历史与逻辑的做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刘同舫、张旭，2022）。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结合，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入历史分析法，开创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交叉研究的新领域。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是一部基于对英国经济史与经济状况的研究而形成的伟大著作，实现了历史与经济研究的有机融合，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典范。其中，恩格斯根据实地考察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马克思提供了最丰富有效的经验资料来源，Hutchison（1978）和Pelz（1998）甚至认为，恩格斯在经济史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其研究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研究经济问题时都十分重视历史与理论的结合。
王亚南高度重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掌握方法论。基于此，王亚南积极开展对《资本论》的方法研究，撰写了多篇文章讨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包括《〈资本论〉的方法》《再论〈资本论〉的方法》《“资本论”的产生、其性质、其结构及其研究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等。王亚南在讨论《资本论》的方法时，就对历史分析法给予了高度关注，强调研究《资本论》时要特别注意其中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研究经济理论的部分（王亚南，2007b：484）。
基于对《资本论》的深入研究，王亚南明确指出《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历史科学著作（王亚南，2007b：455）。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形态做了详细的历史分析。他在考究不同经济范畴或规律时，详细阐述了这些范畴或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王亚南，2007a：166），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法则，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来踪去迹。因此，《资本论》不仅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框架，还为研究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典范。据此，王亚南多次强调，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分析法，中国社会经济的杂糅性要求学者重视经济史，并采用历史分析法进行研究。总之，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任何社会问题的考察都要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王亚南，2007a：116）。唯物史观为理解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问题与实践要求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它们的方法论锁钥（王亚南，1959）。在抽象演绎方法占据经济研究主流地位的背景下，现有文献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考察往往更加关注抽象演绎法，而对历史方法的研究较少（卫兴华，2018）。而王亚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传统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代表性应用
王亚南身体力行，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法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代表作，也是将中国经济史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典范。通过从历史视角剖析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王亚南率先正确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旧中国特殊的经济形态，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指明了方向。概言之，王亚南将历史分析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分析的代表性应用，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一）历史比较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学者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在早期研究中，严灵峰、任曙、郭沫若、托洛茨基等学者基于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工农业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以及雇佣劳动在中国的普遍存在等现象，认为近代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部分学者，如王学文、潘东周等，则坚持近代中国的封建主义性质（王亚南，2017：16—18）。但大部分学者对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达成共识（李勇，2024）。然而，要对近代中国这一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杂糅的社会性质进行系统分析并非易事。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中，不同国家间存在很大的特殊性，从而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邱士杰，2021）。在这种情况下，王亚南通过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商品生产、雇佣劳动条件等经济范畴展开系统考察。他先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范畴的特征，再结合中国现实经济指出其非资本主义性质，从而科学判断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1.王亚南认为近代中国的商品形态仍然是小商品形态。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租税货币化使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进入流通领域。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舶来资本主义商品冲击瓦解了建立在农工结合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基础。此时，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制品基本实现商品化。这种商品化趋势尽管客观上表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存在性，但它并不足以表明近代中国社会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性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被当作商品买卖，其最终目的就是赚取剩余价值。而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商品化生产物仍直接执行使用价值的职能。农民出售商品换取货币，不仅是为了支付租金或偿还高利贷，还为了满足农业再生产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等剥削阶级榨取农民积累的财富，主要用于满足消费，只有少部分被用于再生产投资。因此，近代中国的商品形态仍属于小商品形态，生产者利用自身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产品，并将一部分产物在小范围内售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商品，从本质上是“为买而卖”（王亚南，2017：49）。
在小商品形态与资本主义商品形态中，生产物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这一共同点导致部分学者误判了近代中国的商品形态及其社会性质（王亚南，2017：50）。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能够较为灵活地容纳和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半自给、半商品化为特征的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商品形态有着本质区别。这种“为买而卖”的经济逻辑本质上是封建经济体系的延续，与资本主义商品“为卖而买”的营利驱动有本质区别。通过进一步结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条件分析可知，近代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社会仍有显著差距。
2.王亚南系统阐释了近代中国商品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大量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机械，用机器逐步取代劳动力，劳动者也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然而，就近代中国商品生产而言，工业生产虽然通过资本集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制造业，但在生产方式上仍然以手工劳动为主。即使是在当时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半数以上的棉纺织品依旧是手工制品。这种小商品经济与大工业相结合的形式正是过渡阶段的典型形态（王亚南，2017：52—53）。在农业领域，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工协作和机械驱逐劳动不同，近代中国的大部分农业生产依然采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这主要源于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以及现代雇佣劳动条件不成熟。
近代中国与现代资本主义接触后，传统家庭手工业被逐渐破坏，新式工业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以自由劳动力市场为条件的现代雇佣劳动条件并未形成。在大工业工厂中，雇佣劳动仍普遍采用包工制、家庭承包制，甚至采用以极低的代价勒令失业工人终身劳作的劳动制度（王亚南，2017：62）。即便是在外资支持下的新兴产业，现代雇佣劳动条件也未能建立起来，其生产更多依赖低廉劳动力和从传统手工业或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由于大量无产劳动者存在，雇佣廉价劳动力比投资机械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因此，资本家更倾向于雇佣廉价劳动力，而非投资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在农业领域，建立在本就落后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形式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如仆隶式、徭役式的义务劳动仍十分普遍，王亚南因此称其为“奴隶的佣农”（王亚南，2017：202）。在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现代雇佣劳动关系尚未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价格难以确定，资本家往往通过一些超经济手段将工资压低至必要工资的最低限度以下，雇佣劳动者最终成为血汗劳动者。因此，非现代雇佣劳动在近代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3.王亚南指出了近代中国商品交换的封建落后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然而，近代中国的工农业产品在其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劳动量大小不完全决定商品价格。商人利用多种非市场的超经济手段操控价格，严重扭曲了商品要求等价交换的基本条件。例如，在近代中国，商人通过预定条件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抬高售出价格，通过剥削农民和工人获取超额收益（王亚南，2017：65—67）。这种超经济强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导致生产者长期处于被剥夺的状态。因此，在经济活动受封建性和殖民性因素干预的情况下，近代中国的商品交换既无法突破封建束缚，又受制于外资操控，难以实现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要求，反而呈现典型的依附性。这进一步证实了近代中国经济形态的非资本主义性质。
总之，王亚南运用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近代中国商品形态及生产与交换的封建性，进一步证明了近代中国经济形态的过渡性。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呈现带有隶属性的次殖民地经济形态。通过历史分析法，王亚南正确认识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明确了封建经济基础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更为国内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方法启示与思想史价值。
（二）中国农业地租演变的研究
王亚南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尤其是土地和地租问题的深入研究。尽管已有学者如吴玉章、范文澜和邓拓等，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部分研究将秦汉以来封建制下的租佃关系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忽略了其受封建关系束缚的本质。王亚南通过对中国地租展开历史性分析，并与西欧封建领主经济进行比较，驳斥了上述观点。他指出，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下，土地和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但是这种“自由”仅是表面上带有资本主义特征，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交换要求相去甚远。基于这一分析，王亚南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核心问题入手。
1.王亚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演变过程。与西欧封建社会长期以领主经济为主导不同，中国封建领主经济仅短暂存在于西周时期。自商鞅变法后，地主经济逐步取代领主经济，土地成为私人占有的对象，并且可以按个人意愿租佃。农民可以作为自耕农、半自耕农或者佃农而存在。其中，佃农是更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全国耕地一半以上是租耕地（王亚南，2017：235）。从此，地主经济就始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一社会经济基础上，土地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亦不再被束缚在特定的土地上。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推进了政治权力的集中与转移。不同于西欧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制向资本制的过渡阶段，即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国官僚政治作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而发展（王亚南，2010：14—46）。在大一统国家，原本分散于各领主的统治权集中于君主一人，选贤举能和设官分职成为必要的措施，用以配合君主行使全面控制权。这促使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官僚政治的形成。
与西周时期农奴仅需为封地统治者提供剩余劳动相比，封建地主经济下的租地农民不仅要为地主提供剩余劳动，还承担着对君主和官僚的经济责任。为确保农民对君主和官僚的这种责任能有效完成，赋税制由此建立——大量农产品以赋税形式收归国有，然后再以商品、货币或者俸给的形式分给官僚。地租形态因此从劳动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即从直接为地主提供剩余劳动变成生产者直接将部分生产剩余物作为赋税地租支付。由于实物地租在流通上不如货币地租方便，部分地区逐渐采用货币地租形式。至明清时期，赋税地租基本以货币形式征收。
然而，赋税制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导致多级官僚层层剥削，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佃农在纳租纳税的双重压迫下，仅靠耕作收入远不能满足统治者的税赋需求，不得不开垦荒地、改进耕作方式或者兼职雇佣劳动和从事手工业以弥补收入。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商品流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固化了地主经济结构。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替为何始终是改朝换代，而非建立新的社会体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始终未被动摇。建立在“以农立国”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商业与高利贷业的高度发展，而地主经济自身也未能阻止商人和高利贷者不做地主（王亚南，2010：131）。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之间由此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经济关系，使封建地主经济在牺牲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得以延续，增强了中国封建统治的稳固性，从而阻碍了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重农抑商”“商为末”等政策的限制下，即使商业发展使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商人也不会将之投资于产业。相反，土地作为创造财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将财富投资于土地能够带来更高的地租回报。因此，商人更倾向于通过高利贷行业积累更多的财富，然后将所得财富投资于土地，兼任地主并获取地租收益，如此循环往复。可见，商业资本大体上是为了让中国社会经济一直滞留于封建社会而活动着的。
与此同时，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影响以及政治权力所具有的经济寻租机会的诱惑，那些富甲一方的商贾还试图通过买官捐纳的形式控制一定的政治权力。然而，受商贾不能入仕的规定的限制，商人往往利用地籍获取官职。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地主与官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三位一体”关系（王亚南，2010：144）。中国官僚同商人、高利贷者、地主的紧密联系，使得官僚资本不断积累，滋生了诸多通过政治权力达成经济目的的贪官污吏。因此，中国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史（王亚南，2010：116）。
2.王亚南深入描述了封建地主经济下的资本主义外观。王亚南通过对中国地租特征、形态以及土地经营方式的深入分析，指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进步性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下的特殊表现。
第一，租赁土地的自由仍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在封建地主经济下，租地双方通过契约形式确定租赁关系，并规定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获得、保存或变卖土地。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往往局限于一定的宗族关系中。私有田地出卖给外姓人员需先获得宗族的同意（王亚南，2017：244）。此外，土地买卖双方常因阶级地位不平等而产生权力差异。地位高势力大者往往会利用超经济手段抬高土地价格，侵占弱势方的利益。这种受各种非经济因素限制的自由显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自由买卖的原则背道而驰。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地租形态，货币地租是指生产者将用于满足个人或家庭消费后的剩余产物出售换取货币，再以货币形式支付租金。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关系不仅发展缓慢，还由于货币价值频繁波动而显得极不稳定。这使地主们通常会在对比实物与货币的价值后选择更有利的地租形式。因此，中国地租的现代化受到封建经济的严重约束。
第三，在封建地主经济下，无论对土地所有权的索取方式如何，只要拥有经济上的所有权，就能够通过不同方式分享到从农业劳动中压榨到的农业剩余。尽管唐朝推行了两税制即户税和地税，并对兼并土地的行为予以打击，但事实上却默认兼并结果。宋代以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龙登高等，2022：80），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大土地所有制得以发展。明清时期，政府对土地流转干预程度大幅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契约的自由发展，但也加剧了土地兼并与集中程度。在租耕地占多数的情况下，大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分散经营以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而非采用集约化的大土地经营方式。事实上，封建地主经济下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也说明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3.王亚南对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地租理论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中国封建社会自商鞅变法之后，土地关系突破了井田制的限制而发展成地主经济，并逐步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外国列强入侵后，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与西方国家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互激荡，使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家庭手工业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然而，这种变革虽然带来了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但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未因此改善。农民不仅要遭受地主、封建统治阶级和商业资本的压迫，还要遭受金融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压榨。
国内民族工业以及买办工业的兴起不仅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强化了农村对城市的隶属关系，也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剥削农民打开了大门。商业资本通过各种欺诈手段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或者采用不平等交换方式对农民进行剥削。而农民在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时又面临高昂的商品价格。在农产品低价售出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的价格剪刀差下，农民特别是佃农，深受商业资本的剥削。此外，高地租率、频繁的战争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许多农民不得不通过高利贷获取维持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资金。自20世纪以来，借贷利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经济状况。最终，在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勾结下，农民受到的剥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世纪初，佃农极度贫困化，完全无力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和再生产开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剥削与传统封建社会的剥削不同，它在本质上已经属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在落后国家的延续与扩张。这种模式导致从农民身上剥削的大量资金最终流向了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成为殖民经济的一部分。
（三）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造建言献策
一方面，王亚南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只有结合对历史脉络的梳理，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封建地主经济的特殊性，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王亚南结合中国经济史，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桎梏在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彻底革除，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破除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关系，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
实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国民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土地改革局限于广东、湖南、湖北等少数地区。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官僚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者，不断强化城市对农村的剥削。而中国共产党则在政权建立的地方采取了平分土地的政策，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对中农的利益重视程度不够，以及未能妥善处理与地主、富农的关系等问题。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总结有关经验教训，重新调整土地改革政策，实行土地再分配与减租降息并行的方针，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全面开展，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的措施取代了抗战期间执行的减租降息政策。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完成，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从而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
另一方面，王亚南主张打破商业资本与土地的联通关系，鼓励商业资本工业化。近代中国建立了一些新式工业，同时民族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商业活动愈加活跃。商业资本的活动范围扩展至国际市场，包括农产品出口与工业制造品进口的双向贸易。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土地对商人的诱惑性。然而，商业资本积累的大部分财富仍未能助力产业发展，甚至在牺牲国内产业发展的情况下为外国工业服务。总体上，国内产业发展受阻使产业资本始终未取得支配地位。
不仅如此，近代中国的商人更倾向于将积累的财富投入到带有投机性质的金融行业中。政治与金融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新官僚政治的发展。金融巨头成为政界核心人物，并通过制定实施各种有利于政府和金融大亨的政策获取利益。抗战期间，官僚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勾结，垄断了国内一切主要经济事业，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在这期间，由于港口沦陷，外汇、证券等领域的资本失去用武之地，商业资本活动对象和范围急剧缩减。伴随物价上涨，商业资本再次将财产投向土地购置，退回到传统的经济活动法则（王亚南，2017：335—341）。
总体上看，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的发展，改变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支配关系势在必行。“中国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的形成，是把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它的基础。”(王亚南，2017:342)因此，如何引导商业资本工业化，首要任务是根除封建生产关系，打破地主与商人“通家”的传统商业活动法则和利益勾结关系，阻断商业资本对土地的操控。否则，任何限制商业资本流向的措施都难以取得成效。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产业发展，多举措引导资本流向工业领域，建立工业对商业的支撑地位。按照资本流动法则，资本越多地流入商业越会降低商业利润。然而，近代中国却是进一步抬高商业利润，呈现工业利润始终低于商业利润的反常现象。这激励了社会资本流向利得高的商业领域而非工业领域。因此，政府需要利用必要政策限制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调整资本分配方向，推动资本自由流动和平均利润法则的形成，实现产业资本的崛起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王亚南通过纵向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并与西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考察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所带来的影响（甘民重，1984），科学地阐释了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经济性质的根源。他明确指出，一切封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封建生产关系，即土地所有与使用关系。在此基础上，王亚南正确提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首要任务是破除封建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产业。
五、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理论特色
前文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两个视角，概述了王亚南对历史分析法的重视，梳理了王亚南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运用历史分析法的具体实践。然而，这些内容主要基于对《中国经济原论》以及王亚南撰写的其他相关文章的推导而得，难免具有不同程度上的主观判断色彩和分析遗漏偏差。鉴于此，本节将进一步通过数据分析方法，利用Python和SPSSAU，对《中国经济原论》及王亚南其他相关文章进行有关历史分析法的词频分析和情感分析，以期通过更加客观的数据文本分析结果科学地展示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理论特色，为准确地把握王亚南将历史分析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史价值提供更加直观的理论依据。
（一）历史分析法的词频分析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
在进行词频分析之前，本文结合前文对历史分析法的定义和研究，确定了若干词汇作为刻画历史分析法的关键指标。这些词汇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直接体现王亚南对经济研究方法重视的词汇，如“方法”“方法论”等；第二，直接反映历史时间维度的词汇，如“历史”“历史观”“演变”“发展”“溯源”“改变”等；第三，与上层建筑密切关联的词汇，如“制度”“国家”“社会”“文化”等，反映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分析法的具体应用；第四，凸显历史分析法运用方式特点的词汇，如“比较”等。
为准确量化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应用特色，本文以《中国经济原论》和王亚南政治经济学相关文章为文本数据来源，使用Python和Jieba分词工具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去除标点符号以及停用词，然后通过collections. Counter模块统计词频。图1展示了利用SPSSAU绘制的词云图。数据表明，“历史”“发展”等词汇在文本中出现超过600次，与“制度”相关的词汇（如“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制度”）累计出现近300次，“国家”一词出现300余次。此外，体现发展变化性的词汇，如“运动”“改变”“演变”“改革”“变革”等在文中频繁出现。这一结果直观地反映出王亚南对经济现象历史演变的高度关注。王亚南还特别关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例如，在《中国经济原论》中，“土地”“农村”“地租”“农业”四个词汇的频次均超过450次；包括“农民”“佃农”“小农”“富农”等在内的词汇总频次也超400次。这一发现不仅与前文关于中国农业地租的分析相呼应，也反映出王亚南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
此外，前文阐述了王亚南对《资本论》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分析法的重视。基于此，本文对王亚南研究《资本论》的相关文章进行了独立的词频分析，如图2所示。分析结果显示，“方法”“方法论”累计出现了700余次，“历史”“历史观”等词汇累计出现超过300次，“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也出现了120余次，“国家”“制度”等词也高度频繁出现。这表明，在研究《资本论》时，王亚南就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将其摆在了分析问题的首要位置。
应该看到的是，上述词频分析结果确实表明王亚南对历史分析法的重视，但是词汇之间还缺乏一定的联系。为揭示这些词汇之间的关联，本文选取了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分析法密切关联的词汇，特别是筛选了“历史”“制度”“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土地”等体现王亚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特色的词汇，运用SPSSAU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由此利用词频数据分析体现王亚南历史分析法的特色。从图3的社会网络关系分析结果可知，“政治经济学”、“历史”与“方法”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凸显了历史方法在王亚南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此外，“国家”、“制度”与“历史”的关系也较为紧密，这表明王亚南不仅关注经济现象的当前状态，更注重其背后的历史演变和制度根源。这为理解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多层次的视角。另外，“广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与“历史”之间存在各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分析视角。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联系表明，王亚南通过二者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形态的特殊性。总之，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王亚南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历史分析法的系统运用。
（二）王亚南对历史分析法的情感分析
结合词频分析和社会网络关系分析，可以看出王亚南对历史分析法的重视。然而，这种重视是对历史分析法的肯定还是批判，仅凭词频分析难以判断。因此，本文进一步通过情感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鉴于此，本文先基于词典情感分析对文本进行了初步的情感分析。结果显示，历史分析法在王亚南的研究文章中呈现偏正向的情感。这表明王亚南在讨论经济学方法时更多采用了正面情感词汇，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高度认同。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本文结合支持向量机（SVM）和卷积神经网络（CNN）两类机器学习模型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提高情感分析的准确性。
由于是针对历史分析法这一主题进行情感分析，而在现成的情感字典中缺乏这一主题的定义，因此本文需要构建专门用于历史分析法文本分析的情感词典。该词典来源于王亚南、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熊彼特等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对历史分析法的研究，以期更加客观地捕捉文本中的情感。同时，对选取的语句进行相应的情感分类，正向情感即肯定历史分析法的语句，负向情感即批评历史分析法的语句。例如，“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熊彼特，1991：31—32）则是对历史分析法的肯定，赋予正向情感；而“纯粹的经验方法不能得出关于复杂现象的充分的或者一般性的知识”（霍奇森，2008：94）则是对历史分析法的批评，赋予负向情感。在构建完情感词典之后，本文进一步利用TF-IDF将文本数据转换为数值向量形式，用于后续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
本文构建的SVM模型结果显示，最优的C参数为0.1，表明对待错分类样本更加宽容，模型的泛化能力更高，降低过拟合风险；最优的核函数为多项式核函数（Poly），通过将样本点的内积提高到某个幂次，以用于分析带有非线性特征的文本情感。SVM机器学习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及其他相关文章的情感预测结果为正向情感，准确率（Accuracy）约为67%。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情感预测分析。与支持向量机相比，CNN能够更有效地捕捉文本的局部特征。
从两种机器学习模型预测王亚南相关著作和文章中对历史分析法的态度的结果看，王亚南对历史分析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是高度认可与重视的。因此，重新把历史分析法带回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引入历史分析法显得更有必要。
六、推动历史分析法回归的路径与思想史价值
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呈现明显的演绎化倾向，研究方法过于依赖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同时缺乏历史感，不利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本文回顾并梳理了王亚南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历程，发现王亚南通过历史比较和唯物史观把经济史同经济研究相结合的历史分析法作为他分析经济问题时始终遵循的研究范式。由此出发，王亚南不仅科学地认识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提出了正确方向。随后，本文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王亚南的历史分析法的思想来源，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视角考察经济现象对王亚南的重大影响。同时，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中国农业地租的演变等维度，归纳和展示了王亚南在经济研究中使用历史分析法的代表性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Python和SPSSAU软件对王亚南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相关文章进行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关系分析和情感分析，剖析了王亚南运用历史分析法的理论特色，证实了王亚南对历史分析法的重视，由此彰显了将历史分析法带回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重拾历史分析法的路径。第一，坚持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只有坚持这一分析视角，才能揭示经济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从而更加全面地考察其发展趋势，对经济现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这一经济范畴时，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分析视角追溯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准确地把握了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在运用过程中还可以结合经济史维度的定量分析，通过历史数据的分析，把握经济现象的长期趋势和内在规律（唐昱茵、高岭、翟润卓，2023）。第二，重视比较的、批判的历史分析思维。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均有其特殊性。比较不同国家、地区、时代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经济现象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对经济问题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并为当前及未来社会经济变革提供指导。例如，王亚南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既将现阶段的经济现象同过去阶段进行纵向比较，又将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横向比较。这种结合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比较分析，正确揭示了近代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因此，重拾历史分析法，要重视批判的历史比较分析思维。第三，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需要特别重视制度因素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动态演进的，并且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反向作用。因此，将制度的历史演变纳入经济问题研究是重拾历史分析法的一个重要方向。王亚南在考察中国农村地租时，特别重视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并探讨了其历史演变如何影响土地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因此，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以揭示制度变化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四，将历史分析法带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路径是要有世界眼光和国家视角。王亚南强调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中国经济史，还要关注世界经济史。他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就考虑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如何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产生影响，进而科学揭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复杂的关联。
将历史分析法带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具有显著的思想史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拾历史分析法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经济学分析范式在经济思想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拨开形形色色经济理论的迷雾，准确把握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价值。正如王亚南在展望中国经济研究的任务和研究目的时所指出的，要“采用发展的，全面的及比较的方法，以发现出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王亚南，2017：23），“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那种尘雾，不仅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同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以外的一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王亚南，2017：416）。另一方面，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变局交叠演进的背景下，重拾历史分析法需要重视从国家维度和全球历史的视角考察经济问题，从而更好理解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以及背后的利益冲突。特别是“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彻底了解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法则，由是确定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并对它在此必然归趋的演变过程中，所表露的破绽、矛盾、冲突以及拼命挣扎的诸般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或说明”（王亚南，2017：415）。总之，重拾历史分析法，实现抽象演绎与历史分析的有机结合将为未来经济研究提供更加多维和全面的分析框架，将为现代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5年第2期，注和文献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