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鞏
江西南豐人，從事宣傳、文化、文藝工作40年，曾任南豐縣文聯副主席、主席，2001年退休。著作《江西南豐儺文化》（2005），獲2004年～2006年民間文藝學術著作「山花獎」二等獎，另著有《趙醒儂傳》，並在國內外報刊發表儺文化論文和其他文章40餘萬字。退休前後，11次參加中國（國際）儺戲儺文化學術研討論，2006年參加「韓中日無形文化遺產學術討論會暨江陵端午祭開幕式」活動。8次組織南豐儺面具出省展覽，2次組織南豐儺班出省表演，2008年組織石郵儺班參加法國巴黎「第十二屆意象藝術節」演出。曾被評為南豐縣十佳人物、文化特殊人才、縣勞動模範、撫州地區60周年人物。現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儺戲學研究會理事、江西省美協和民協會員。
中國儺面具的凸目造型與太陽神崇拜——從三星堆青銅縱目像看中國儺面具的主要特徵與文化內涵
曾志鞏 ∣ 文
在世界面具文化中，中國儺面具可謂獨樹一幟，且不說失傳的古儺面具，現存的面具也數以萬計，不僅種類繁多，而且造型各異。那麼，這龐大的中國儺面具群體，最能反映儺特徵的是哪類面具？它的造型主要特徵是什麼？它透露給我們的文化內涵又是什麼？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一、
1986年7月至9月間，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相繼發掘，距今5000至3000年歷史的4000餘件精品文物橫空出世，轟動世界，雄渾壯美的青銅器尤為引人矚目。據發掘總報告統計，青銅人像總計118件，分別為：
（1）立人像（圖1）29件：大小立人2件，獸冠人像1件，人身鳥爪形足人像1件，Ⅱ號大型銅神樹座跪坐4人，銅神壇上立小銅人4件，跪小銅人12件（圖2），神壇銅持璋小銅跪人1件；
（2）青銅人頭共57件；
（3）青銅面具共32件：人面具20件，縱目面具3件（圖3），青銅獸面具9件（圖4）。[1]
圖1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
圖3 青銅縱目面具
圖2 跪坐人像
圖4 青銅獸面具
這些青銅偶像群面部造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眼睛誇張而奇特。數十件銅立人像（除個別跪坐人像）、銅人頭、銅人面具的眼睛，都為「立眼」[2]，或稱「栗眼」「杏眼」[3]，其雙眼斜吊，眼球突出，有典型的目棱；9件銅獸面具的典型特徵是「大眼」[4]，眼球略突而扁平；3件銅「縱目」面具眼睛特別誇張，被稱為「杏形立眼」[5]，其中兩件體量相對較小，面具高31.5厘米，寬77.4厘米，兩眼眼球呈柱狀外凸，向前伸出約10厘米，額鑄高約70厘米的「夔龍」飾物。另一件體量巨大，面具高66厘米，寬138厘米，呈圓柱狀眼球向前縱凸伸出達16厘米，額部正中有一方形穿空，也應是安裝「夔龍」裝飾物的。此外，二號祭祀坑還出土71件菱形、鈍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青銅眼形器和33件青銅眼泡。為方便敘述，筆者對上述誇張的「立眼」（杏眼、栗眼）和「縱目」（直目）統稱為「凸目」。
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80多年來，學者對奇特「凸目」銅像群做了許多積極探索，三星堆博物館編的《三星堆：古蜀王國的神秘面具》對有關眼睛的圖像在古蜀文化中的涵義解釋為：「據文獻記載，蜀人始祖蠶叢的形象特徵是『縱目』。神話傳說中的燭龍人面蛇身，威力極大，具有支配人間明晦的神異能力。他睜眼時普天光明，即是白天；閉眼時天昏地暗，即是黑夜。古文字中『蜀』字的造型也特別突出眼睛意象。這些足以表明眼睛是古蜀人特別崇拜的對象，在古蜀人心中具有相當的神性。三星堆大量眼形器及與此有關的器物，如大面具的縱目、獸面上特別誇大的眼睛、銅眼泡等，即是他們崇拜的實物例證。」又說：「從巫文化的角度理解，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文化心理，當也與認為巫師的眼睛具有能見神鬼幽明的神奇功能這一觀念有密切關係。」 [6]
對三星堆青銅人像的看法雖然仍存在爭議，但已注意到和中國儺文化聯繫起來研究，甚至提到現在貴州地戲面具和四川白馬藏區的「曹蓋」面具[7]。三星堆博物館和三星堆研究院合編的《解說三星堆》中提到：在與真人頭部差不多大小的銅人頭像中，有4件戴金面罩人頭像（面罩雙眉雙目鏤空，鼻部突出），「這些戴金面罩的人頭像與傳說中驅鬼的『方相氏』是否有聯繫呢？」[8]那些大小不同的青銅面具並不適合戴於臉上（小者只有手掌心一般大），「只能用於固定在古蜀國的宗廟神殿的建築物上，或佩戴在泥塑的神像臉上，或捧在手上以用於相應的宗教儀式活動，用面具來代表神靈或者藉助面具來與神靈對話」[9]。又如平面的獸面具，上部和下部都有「夔龍」形的裝飾，半人半獸，上面都有4個分布規律的小孔，「估計是用來穿套細繩將獸面系掛或綁定在柱頭等其他物體上的，或者是釘掛在牆面上的」，「應該是用於驅邪避凶的神靈面具」[10]。再如青銅縱目面具，三星堆博物館提到的神話中的燭龍形象，就直接與儺神有關。也有學者認為：「《山海經》中記載的燭龍神也許就是古蜀神話中的蜀人的祖先神蠶叢的形象，只不過是不同地區的人們將這種神靈的形象進行了不同的藝術加工而已。」[11]
二、
對三星堆青銅人像與中國儺文化的關係還在繼續探索，但筆者認為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對三星堆縱目面具的見解最為準確，最為精闢，他在《縱目人傳說與瞿方》中說：「四川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量銅人，露眼揚耳，大家公認是面具，可能是插於土堆，供攘除陰氣，驅逐癘疫時之用。」更說：「三星堆銅人目凸出作柱狀，可作直目看待，也許摹仿日神燭龍，取其可燭照九陰，在舉行燎祭或大儺時以作祭祀對象，使眾鬼驚恐無所遁形。」[12]我贊同饒先生的觀點，是因為在中國儺文化中，有大量的儺面具實物為其佐證。
目前中國各地保存的儺面具都是清代以來雕刻製作的，可確認為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儺面具筆者還沒有見過。從現存儺面具眼睛造型處理來看，有相當一部分面具都是雙目眼珠外凸的。
《解說三星堆》說：「無論是從時間還是區域來看，古老的三星堆青銅面具對四川盆地周邊區域流行的面具文化遺俗都產生過重要而深遠的影響。」[13]
我們以《中國巫儺面具藝術》[14]選用的各民族和各省區的面具以及各地刊印的儺面具畫頁為例：先看四川儺面具，有平武縣白馬藏人的曹蓋（圖5），阿壩州藏族的十二相（龍、牛、虎、狗、熊、獅子、鳳凰、羊、大鬼、小鬼、男鬼、女鬼），酉陽土家族的王靈官、大花臉，雙河土家族的山大王，蒼溪漢族的雷公、武財神、儺儺、二郎神，廣元漢族的姜子牙，南坪漢族的男鬼等。
雲南邱北彝族的獅子、二郎神，鎮雄漢族的魁星（圖6）、孫悟空、八蠻將軍（圖7）、蚩尤、靈官、郭三郎、二郎神、王靈官、統兵元帥。
廣西河池壯族的雷王，金秀瑤族的雷神、海龍王，環江毛南族的皇帝、大雷神（圖8），桂林漢族的令公、猴子、山魈和佚名面具，未標名地點的豬元帥，河池漢族的雪王。
圖5四川白馬藏人曹蓋（上）
圖6雲南鎮雄魁星（右）
圖7 雲南鎮雄八蠻將軍（左）
圖8廣西環江大雷神 （右）
廣西河池壯族的雷王，金秀瑤族的雷神、海龍王，環江毛南族的皇帝、大雷神（圖8），桂林漢族的令公、猴子、山魈和佚名面具，未標名地點的豬元帥，河池漢族的雪王。
湖南花垣苗族的開山，鳳凰土家族的開山（圖9）、判官，武崗漢族的判官、小鬼、監生八郎，瀘溪漢族的牛神、五猖、火神、山神，新寧漢族的判官、郎君，洞口漢族的二郎。
貴州是我國目前保留儺面具最多的省份，《貴州儺面具藝術》[15]例子很多，黔南漢族的開山、川主（二郎）、靈官、判官、周倉、蔡陽、龍三、金角；黔北漢族的開山、土地、判官、地盤、龍王、秋姑婆（圖10）、柳三、小僮（圖11），仡佬族的土地、判官、老歪、二郎；黔東漢族的判官，土家族的開山、開路、判官、唐氏太婆、龍三；黔西北漢族的開路、判官；黔中地戲漢族的主帥、少將、老將、文官、小僮，猴、馬、虎，番邦主帥、少將、老將等（圖12）。
圖9 湖南鳳凰開山
圖10 黔北秋姑婆
圖11 黔北小僮
圖12 貴州地戲面具多凸目
江西是中國儺文化重要分布區，以贛西萍鄉市漢族儺面具保存最好，最為典型。翻開《中國·萍鄉儺》[16]畫冊，除將軍廟（儺神廟）主神唐宏、葛雍、周武三將軍（圖13）外，十二神獸、女媧、娥皇、司雨神、雷公、龍王、開山、鍾馗、小鬼、靈官、食鬼神、二郎神、護法神將、土地、灶王、功曹、財神、閻王、崔子玉、包公、統兵元帥（一說日頭神）、韓信、關公、顏良、秦叔寶、尉遲恭、劉猛、楊武、和尚等，幾乎都是雙目特別凸出（圖14），只有少數面具（主要是女性面具）兩眼如常人模樣。贛西萬載縣儺廟主神歐陽晃金甲大將軍及8個化身，開山、四天將、上關、下關、楊帥、判官等，贛東北婺源縣有八十大王（圖15）、盤古、日神、月神、扶蘇太子、李斯、蒙恬、夜叉、諸侯等。
圖13 江西萍鄉儺神（左上）
圖14 江西萍鄉儺神和面具多凸目（右上）
圖15 江西婺源八十大王面具眼珠不鏤空（右下）
西藏「羌姆」許多神靈面具也是凸目居多。還有列入儺面具範疇的各種各樣的吞口。
從上面引用的面具看，雙目圓鼓凸出的儺面具主要分布在西南各省區和湖南及江西西部、東北部。此類面具眼睛造型方法是只刻出凸目形狀，不鏤空眼珠和眼白（最多鏤空一點眼角），儺人套上面具後看不到外面的事物，因此形成用布遮住（或包住）臉面、將面具頂在額上的表演形式（圖16）。而其他省區儺面具多屬另一類型，如被列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的南豐、樂安等地儺班，面具眼睛或全部鏤空，或眼珠（瞳孔）鏤空（圖17），戴上面具可以看到外面的事物。此類面具可以從江西新干縣出土的商代青銅雙面人頭形神器（圖18）和陝西固城縣出土的商代青銅臉殼找到它們的源頭（本文不論述，另文介紹）。因長期的文化交流影響，西南地區也有這類鏤空眼睛或眼球的面具存在。
圖16 貴州地戲將面具套在額頭上表演
圖17 江西南豐石郵面具眼珠鏤空
圖18 江西新干出土商代雙面神像眼珠鏤空
三、
關於三星堆縱目形象，饒宗頤在《縱目人傳說與瞿方》中說：「文獻中縱目的記載多見於神話人物，好像燭龍、蓐收之輩，都是縱目（或稱為直目）。如：燭龍，《山海經·大荒北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直目、正乘。以能燭九陰，是謂燭龍。』郭璞註：『直目，目從（縱）也。』緯書引《萬形經》言『日為燭龍』。則燭龍乃日神，傳說以為人類的祖先，以其狀為直目炯炯，可以燭照九幽，故號曰燭龍。」饒先生引「蜀秦宓對廣漢太守夏侯纂說：『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斜谷是也。』《御覽》卷78引《春秋命歷序》，『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燭龍為日神，羲和為御，必乘雲車，『正乘』二字，郭景純無注，可以人皇乘祗車說之。」 [17]
燭龍原型為日神，此說最古，也有道理。眾所周知，古代驅鬼逐疫都在晚上進行。鬼疫（鬼即疫，全稱鬼疫）本是原始先民「萬物有靈」觀念下產生的幻覺，白天因有陽光人們認為可以看清鬼疫，而晚上黑暗人們害怕鬼疫躲藏，所以需要藉助光亮（太陽、火把）來驅鬼逐疫。《淮南子·時則訓》高誘註：「儺，散。宮室中區隅幽暗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因此，宮廷驅儺時，為首者方相氏要戴「黃金四目」面具，藉助金（銅）的光亮，以看清昏暗中各個角落裡的鬼疫。
這「黃金四目」的亮光，專家與學者都認為是象徵太陽和光明，如薛若鄰在《中國巫儺面具藝術》總論中說：「『黃金』既是銅金屬的本色，可能也與太陽神崇拜有關。」蕭兵《儺蠟之風》說：「方相『黃金四目』最可能是象徵『太陽光眼』輝照四方。」 [18]
中國儺面具的太陽神崇拜，我們可以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看到依據。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了8棵大小各異、造型相近的青銅樹。最高大的一號神樹高3.95米，樹分3層，每層有3根樹枝，共有9隻銅鳥立於銅花朵的果實上。這些神樹，即《山海經》中記載的扶桑樹、建木、若木。扶桑上有10個太陽，被后羿射掉9個；建木是通天神樹，有天梯可供眾神上天下地；若木位於最西邊，也有10個太陽可以普照大地。
三星堆出土有6件青銅太陽輪。太陽輪中間突出的圓就是太陽，發出5道光芒，外面的圓圈則為日暈。《史記·天官》曰：「陽則日」。注云：「日，陽也。」四川酉陽、秀山、武隆、涪陵、梓潼、射陽等地的儺戲就稱「陽戲」，即關於祭祀、演繹太陽神的戲。
三星堆還出土了數以百計各類鳥的造型。鳥是太陽的化身，《淮南子·精神篇》中說「日中有踆烏」，《山海經》中有「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這些都「反映出三星堆古蜀國是一個原始宗教意識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尚處在一個以太陽神為主神崇拜的泛靈時代」。[19]
中國儺面具的盔帽頭飾，也可以在三星堆青銅和玉石人面像中找到源頭。
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頭戴蓮花狀的太陽紋冠，冠上又有回字紋和獸面的冠沿。另一件青銅獸首冠人像，頭上戴的冠呈抽象而誇張的獸首狀，獸口寬扁，口部兩側各飾一太陽紋。冠兩側為獸眼，冠頂中部鑄呈象鼻捲曲狀的飾物，後部兩側鑄向外伸展的獸耳聳立，顯得極為奇異。在出土的玉石器中，有縱目人頭頂立杏眼小神人像和兩耳立雙鳥的人頭像，有頭上中間立牛首兩旁分立兩隻相對的鳳鳥獸面具，有頭上雙鳥托舉太陽輪神器的面具（圖19），有耳朵作鳳鳥的側面人像等等。
從現存各地的儺面具中，可以發現許多類似上述三星堆青銅和玉石人面像的獸首冠、高冠和太陽紋、鳳鳥紋、回字紋等裝飾。以江西萍鄉市為例，儺神廟中的唐、葛、周三將軍盔帽上的太陽紋和象徵太陽神的葵花紋、龍鳳紋、鳥羽紋、獸面紋（圖20），以及頭頂抽象的鳥類展翅造型。萬載縣的四大天將和萍鄉市的三位護法神將面具頭頂都有人物坐像。
圖19
三星堆玉石面具頭上雙鳥托舉太陽輪神器
圖20
江西萍鄉儺神頭盔裝飾飛鳥與太陽
雖然三星堆青銅雕像群與中原夏商青銅有完全不同的風格，但三星堆出土的尊、罍、瓿、盤、器蓋等青銅禮器，和璋、璧、瑗、琮，環、戈、刀等大量的玉石禮器，其中有不少器形與中原地區夏商文化相一致。通過考古實物對比，許多學者都同意上述結論，認為：「古蜀國不僅仿效製造夏商王朝時期的青銅禮器，而且還將中原王朝的玉禮器融入自己的祭禮中。」3000多年前的古蜀國先民為了與大山之外的世界交流，克服艱難險阻開闢了蜀道。「考古實物樹立起來的路標顯示，蜀道主要有兩條與夏商王朝相通，一條是北上漢中沿漢水及其支流與中原王朝南下的大道相會，東至淮上，北達中原。另一條是出夔門抵江漢，同那裡的受中原王朝影響的方國往來。還可從文獻中尋繹出古人踏出這兩條道路的足跡，更得到甲骨文的印證。正是通過這兩條道路，汲取黃河中游和長江中游的文明碩果，才創造出既有濃郁地方特徵又有同時代夏商文明色彩的蜀文化。這就是蜀文明同夏商文明關係史上有待重新譜寫的光輝一頁。」[20]
四、
廣漢三星堆青銅人像的出土和日神燭龍作為儺祭祀事對象的提出，為我們儺文化研究拓展了空間，開闊了思路。
饒宗頤先生《殷上甲微作禓（儺）考》曰：「索室驅鬼之儺，其禮創自上甲微，殷人行之，後世實沿其制。」[21]殷商有儺，已為大家熟知。
商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夏朝之後的一個王朝，也是宗教意識極為濃厚的時代，文化科技發展到一定水平，能夠製作精巧的青銅器。那瑰麗而渾厚的饕餮紋、夔龍夔鳳紋、蟬紋、雲雷紋、蟠龍紋和大量的殷墟甲骨文，透露了殷商「尊神文化」的重要內容。
對於上甲微創製的「索室驅鬼之儺」，人們好奇的是儺禮中的面具是什麼樣子呢？是模仿日神燭龍嗎？沒有文字記載，更沒有實物出土，只有甲骨文可以參閱，郭沫若《卜辭通纂》第498片方相卜辭中那個大眼大耳、方臉無角的面具字形與三星堆那個縱目、大耳、方臉、無角的青銅面具何其相似啊！兩隻眼睛不也是「直目炯炯」嗎？
當然，文獻記載縱目的神話人物還有「蓐收」等。《楚辭·大招》云：「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發鬤只；長爪踞牙，俟笑狂只。」王逸註：「此蓋蓐收神之狀也。」《山海經·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註：「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執鉞。」金：銅。蓐收為銅神，代表上古人民創製了銅器，後來又傳為刑神、秋神、西方之神[22]。這個掛蛇、乘龍、執鉞的銅神「蓐收」也適合做儺祭的縱目神像的。
周滅殷商後，不會全部沿襲前朝的禮儀制度，宮廷儺禮必有變化，那麼它的變化在哪些方面呢？《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周禮中方相氏蒙熊皮，既不與周人祖先「有熊氏」（「都有熊」）有關，也不會是前朝殷商宮廷儺禮方相氏的裝扮。殷商尚白，西周尚赤，大儺在冬天舉行，冬天尚黑，故周代方相氏「玄衣朱裳」，這也是與商代儺禮不同的地方。那麼周代方相面具與殷代面具變化有多大？「黃金四目」有說是用黃金做的四隻眼睛裝在熊皮的臉部，這只是一種假說，因為歷史文獻雖然這樣記載，但至今仍沒有出土文物為證。
方相氏「黃金四目」的研究者多在「四目」的眼睛數量（兩目、四目）和排列方式（上下、內外）的猜測上打轉，好像沒有人探討過眼睛的形狀是縱目（凸目）還是平目（與常人一樣眼睛）。如果從三星堆縱目大耳青銅像推論，「黃金四目」的青銅眼睛很可能是縱目（凸目）形的，所以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其頁），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赬，希世之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其頁）丑，言『奇醜』也。」這裡高誘說的「魌頭」黃金四目涵義也可能是「黃帝四面」（黃帝也是太陽神），意即饒先生所說「模仿日神燭龍」，光明四射的縱目，「燭照九陰」，「使眾鬼驚恐無所遁形」。
漢代高誘這條注釋非常重要，他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漢代可能還流傳「縱目大耳」的儺面具，因眼睛和耳朵與平常人的面貌不同（「非生人」），而使人感到「奇醜」（奇異而醜陋）。這樣，傳說中「嫫母護喪」的「嫫母」本人並非「極丑」（奇醜）。宋代張君房集輯的《雲笈七籤》引唐代《軒轅本記》曰：「帝周遊間，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因以嫫母為方相氏。」魌頭，《說文》釋為「丑也」。「今魌頭是其遺像」。嫫母因戴上「魌頭」（縱目大耳面具）裝扮方相氏護喪，後人誤將她為「極醜女」（見唐無名氏《雕玉集·醜人篇》）。
上面我們探索的只是宮廷儺禮中的青銅面具或「黃金四目」面具。商周以來的「鄉人禓」和「鄉人儺」，不會用也不可能用青銅和黃金製作面具，那麼用其他材料（如木、竹、石）製作的面具眼睛是縱目形嗎？我們沒有發現文字記載，只能從商周青銅禮器饕餮紋的凸目或眼珠、戰國曾侯乙墓棺木上羽人橢圓形的雙眼、漢代墓室畫像磚石中眼睛又圓又大的神獸圖像做不準確的推測。
唐宋後，中國儺已經世俗化，文獻資料雖然越來越多，可參閱的面具圖形和文字資料幾乎沒有。唐李倬《秦中歲時記》記載：「歲除日進儺，皆作鬼神狀，內二老兒，其名作儺公儺母。」從文字記載看，鬼神狀的儺公儺母並非現在所看到的和藹可親形象，很可能也是眼睛凸出的奇怪造型。
宋代陸遊《老學庵筆記》記載宮廷大儺下桂府進的「一副」800枚面具，只說「老少妍陋，無一相似」，沒有人記載過，也沒有人研究過這些鄉儺面具的眼睛是怎樣的形狀，是凸目形或是平目形或兼而有之？面具是頂（綁）在額頭上還是套在臉面上？我們只能從現存儺面具眼目處理方法和現存儺舞（含地戲）表演形式做些推論。儺的世俗化後，大批俗神俗人進入儺壇，這些面具眼睛造型自然向平常人靠近。
我們將大量的凸目儺面具和三星堆出土的縱目人像比對，有理由相信，商周時期的儺，無論是宮廷儺或民間儺，凸目（縱目）形象應是儺面具一種主要類型和重要特徵，而太陽神崇拜則是中國儺面具凸目造型的文化內涵，也是中國儺文化的重要文化內涵之一。
三星堆文化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它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中國現存儺面具傳承的凸目文化符號和太陽神崇拜的文化內涵，是長江流域文化與黃河文化流域共同孕育的結果，中國儺文化是華夏民族文明的重要文化遺產。
注釋
[1]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2][4][5][6]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古蜀王國的神秘面具》，2005年版，第22頁；第56頁；第50頁；第52頁。
[3][7][8][9][10][11][13][19] 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研究院編《解說三星堆》第74、81頁；第72、73頁；第84頁；第74頁；第75頁；第79頁；第73頁；第98頁。
[12][17][21]饒宗頤《西南文化創世紀》，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207頁，第206、207頁；第206頁；第154頁。
[14] 薛若鄰主編《中國巫儺面具藝術》，江西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
[15] 貴州省藝術研究室、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貴州面具藝術》，1989年版。
[16] 萍鄉市文聯編《中國·萍鄉儺》，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
[18] 蕭兵《儺蠟之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頁。
[20] 張永山《蜀與夏商的交往》，載三星堆博物館、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頁。
[22] 劉城淮《中國上古神話》，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323頁。
選自《梅山儺祭：中國湖南新化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
經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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